南亚网视讯 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一篇4月7日文章——印度传统医学是最古老的医疗体系之一，至今在全球仍然受欢迎。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医学体系有着从医学理论到所用药物相互学习、借鉴和发展的历史渊源。中印传统医药交流肇始于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20年），以唐（618年-907年）为盛，宋（960年-1279年）后式微，且与佛教的盛衰直接相关。由于地理气候和传统医药现代化进程的差异，两国传统医药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了解印度传统医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情况，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和印度在传统医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一、印度传统医学与中医学的沟通
印度传统医学对中医的影响主要涉及医学理论、医疗技术、方剂和药材等方面。据《博物志》（卷二异产）记载“汉武帝时，弱水西国人献香”，其芳香避秽作用在长安疫病防治中发挥了奇特作用。中国北京大学著名的印度学家季羡林先生认为印度古代著名的外科手术大概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传入中国《隋书•经籍志》记载有《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等8种印度医学著作，书名常有古印度名医耆婆和龙树的名字。《诸病源候论》（隋•巢元方）记载“凡风病，有四百四种。
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脏所摄，一曰黄风，二曰青风，三曰赤风，四曰白风，五曰黑风……”这是中医五行学说与印度“四大”学说结合的实例，亦被《千金方》（唐•孙思邈）收载，后者和《外台秘要》（唐•王焘）均收载了耆婆汤、阿加陀药等印度方剂；《天竺经论眼》及其收载的“金针拔障术”促进了中医眼科发展。印度有许多医生向唐朝（618年-907年）献药，民间贸易也从印度购药，如胡椒、白豆蔻、姜、肉桂、沉香等；《海药本草》（唐•李珣）和《本草纲目》（明•李时珍）中均收载了不少印度药材和方剂。但由于古印度医学传入中国时，基于阴阳理论的中医学已相当成熟，故对其只是选择性吸收。
中医学传入印度的直接史料虽然不多，但是不少间接史料说明印度中世纪高度发达的医药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西晋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通过西藏传入印度；6世纪的高僧宋云在其《行纪》中介绍了华佗医术在印度传播的情况。中医学也随着僧侣商贾往来而传入印度，如大唐求法高僧义净曾向印度人介绍本草、针灸、脉学、保健长寿术等。《八支心要本集》首次将水银等矿物药作为内服药，亦是受中医的影响。隋唐时期，道教的炼丹术传入了印度，如南印度悉陀的18位医祖中有两位为中国的道士“Bhogar”和“Pulipani”。中国输入南亚国家的“神州上药”有人参、茯苓、当归、大黄、黄连等，锡兰（今斯里兰卡）国王甚爱中国麝香等物；宋元时期中国四川的川芎已经出口到盛产胡椒的“下里”（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港市卡利卡特），其煎汤可治疗当地人采胡椒所患疾病。
针灸是中国医药文化向印度传播的优秀代表，其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反法西斯战士比•库•巴苏医生功不可没。在印度包括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医疗机构已经将针灸运用于临床长达50多年；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于2019年2月21日正式颁布命令，承认针灸为独立的医疗/疗法系统，并将设立针灸委员会、针灸学院和研究所，以及开展针灸师的教学、培训和认证。这标志着印度针灸立法取得重大突破，针灸在印度卫生系统中的地位将提升。
二、印度传统医学对中国佛教医学的影响
佛教医学是在印度古代阿育吠陀的基础上，以佛教教义为指导思想，并吸收了中国传统医学（包括藏医学等）的理论和临床特点，进而形成的一种医药学体系，它分为印度佛教医学和中国佛教医学（含藏传佛教医学等）两部分。曹秀伟对佛教医学的定义、基础理论、临床治疗、医用咒语、养生保健等方面作了归纳和分析，并指出佛教源于古印度，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佛教对医学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目的是借医弘佛。顾加栋等人认为佛教医学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宗教医学属性，但是王奕也认为在研究中不能将佛教教义和医学理论去生硬地比附。
三、印度传统医学对中国少数民族医学的影响
印度阿育吠陀对中国少数民族医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西南部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时藏医学尚不成熟，藏医容易接受中医学、阿育吠陀等外来医疗体系，而后受到藏区地理、气候和其它医学的影响，藏医展现出了自身特点。公元4世纪，天竺（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著名医家碧棋嘎齐入藏，传播了《药物经》等五部医典。公元8世纪，大量的古印度梵文医典被翻译成藏文，其中《八支心要本集》和《疗法百种》还被载入《丹珠尔》，其后《医经八支自注》《医经八支释义月光明经》等注释类著作亦被翻译为藏文和蒙文。公元9世纪《医理精华》被译成藏文。
阿育吠陀受到印度正理•胜论派和数论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形成了“三体液学说”（Tri-dosa，亦称“三因”、“三俱”，包括体风素Vata、胆汁素Pitta和粘液素Kapha），并被藏、蒙、傣医借鉴，如藏医“三因素学说”（即龙、赤巴和培根），蒙医“三根理论”（即赫依、希拉和巴达干），傣医“四塔理论”（即风塔、火塔、水塔和土塔）。
藏蒙医学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均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八支心要本集》的内容，如用三体液学说、七种物质的动态平衡关系来解释生理病理，大量使用诃子及三果方等。但值得说明的是，该书以及比其更早的《医学大全》和《月王药诊》的编著都是以藏民族自身的医学经验为主，同时吸收和借鉴了中医学和印度医学的一些内容，切不应主次不分、以偏概全；比如，刘英华初步考证了“八支”概念的演变，即大约6世纪被引入汉藏地区，7世纪初在汉藏著述中出现，虽然之后的藏医著作中在数目上没有突破“八”，但内涵已有调整。总之，藏医学和蒙医学还结合本地区情况灵活发展，如更重视妇科疾病，脉诊源自中医，尿诊源于本土实践。
由于蒙医学的医学理论和用药体系承袭藏医学，故间接受到阿育吠陀的影响，但影响力明显减弱。纳顺达来等人认为古代传统蒙医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机地吸收了古印度阿育吠陀医学的理论精华，如蒙医药学理论中的五元学说，三根七素理论等均借鉴了古印度医学。（完）
作者：成都中医药大学印度传统医药研究所：吴蕾、陈婉月、王 张
编辑：四川师范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 安高乐
（责任编辑：邹舒 审核：罗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