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写《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一文中指出，中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到底是什么让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这个问题，每个人给出自己的答案。

80年代添双筷子 如今要半辈子积蓄

——陈楠 33岁 年薪50万 女儿6岁

伴随着早教行业在国内的兴起，“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驱使着陈楠，孩子在襁褓中便被带去上各种早教课。

陈楠向中新经纬算了笔账：女儿0-3岁期间，婴儿游泳课与儿童绘画课共花费4万元左右；女儿3岁后，陈楠陆续为其报名线下英语语法班、线上英语口语班、舞蹈班、画画班、科学课、主持人课、小提琴课、声乐课、音乐基础课，数学速算课、思维逻辑课、与语文启蒙、阅读、写字课，合计21万元左右。为了扩大孩子的视野，陈楠带着女儿走遍欧洲、中国13个省市，共10万元左右。只算兴趣班与出游，陈楠已为女儿花费了35万元左右。

陈楠表示，有些优质课外班还得托人留学位，给老师送礼，除了学费，一年下来至少另外多花50万元。“养孩子本身不费钱，‘把孩子养好’费钱，养好两个孩子在‘烧钱’。”

与女儿相比，陈楠觉得自己为家人省了不少费用。她向中新经纬表示，自己不爱打扮，衣服是姐姐穿不下给她的。5岁前在湖北乡下生活，玩具大多是爷爷亲手做的。上小学后，陈楠随城里的姥姥生活，父母更希望她专注于学业，唯一的课外绘画兴趣班随之泡汤。

“30年前养一个孩子就是多一双筷子，现在养一个孩子要自己半辈子积蓄，真让人‘望儿却步’。”陈楠表示。

陈楠女儿在动物园看兔子。受访者提供

孕期被降薪30% 先兆流产四进医院

——乐乐 27岁 0收入 女儿1岁4个月

“公司怀孕的女生似乎都被降职、降薪与边缘化。”当乐乐回过神来时，她已临近分娩。

怀孕前，乐乐在一线城市某教育机构任区域主管一职。得知自己怀孕后，虽然没有公示，但领导还是把乐乐教学团队的员工和负责的区域划给负责销售与市场的同级男同事，乐乐遭降级，只负责一线教学任务。“这可能是同级男同事以为他是我上级的原因吧，但我仍然觉得我俩保持平级。”

降级前，乐乐负责管理工作，工资与绩效挂钩，底薪1万2千元，绩效奖金5千元。降级后，月薪降了原先的三分之一：薪资与课时挂钩，底薪只有1万元，绩效只有2千元。并且，降级后，底薪还包含一定的义务课时，想涨薪只能多上课，赚课时费。

“相比怀孕前体力活更多了，还降职降薪，这是在变相赶我走吗？”乐乐反问。

最严重的一次矛盾，是在乐乐怀孕5个月的时候，同级男同事未经过乐乐允许，在乐乐负责的区域开设新课程。对此，乐乐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此时，领导对她的意见已充耳不闻。

乐乐直言，冲突过后，领导直接让她回家休病假。而乐乐也因冲突，情绪过激，发生宫缩、先兆流产，不得不休假，入院保胎。“整个孕期，我住了四次医院，也是一言难尽了。”

产假即将结束之际，人事告知她，重回主管岗位没问题。复工后，人事负责人又改口，称主管岗位不存在，要求乐乐继续在一线教学。最后，乐乐递上了辞呈。

乐乐坦言，如果再来一次，她拒绝生育。“对个人发展而言，生孩子无意义，反而拖了后腿。”

“看到黄牛价1万的学位费就后悔生孩子了”

——米露 30岁 年薪20万 女儿1岁半

女儿还在牙牙学语，米露已为孩子的教育开始盘算。

据米露了解，天津市公立幼儿园一个月学费约1500元，较为便宜，但得摇号，抢到学位的可能性极小。便宜的私立幼儿园一个月的学费也得近3000元，贵的近1万元。

不少宝妈和米露一样焦虑，之前，为了保住幼儿园资源，她们找黄牛占学位，需要花1万才能“秒杀”到公立学校的学位。而现在，不少宝妈反映，连黄牛也没辙了，只能摇号，竞争更激烈了。

米露表示，个别意向私立学校的宝妈在群里吐槽，生完孩子后到幼儿园咨询如何排号，幼儿园门卫向她表示，“你来晚了，怀孕的时候就得排队取号了，现在有钱也没号了。”

而单看目前的开支，也让米露捉襟见肘，米露算了笔账：

有了孩子后，原来的两居室不够住，米露与丈夫换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两人也背上了一个月1.1万元的房贷。米露与丈夫每个月固定支出2500元请保姆操持家务，而孩子的日常开销，包括游泳课、奶粉纸尿裤，衣服鞋帽等，每个月花费至少2000元，合计每个月开支至少1.5万。

“孩子还没上幼儿园，开销已占我们夫妻俩工资的一半，上了幼儿园每个月的学费和兴趣班花费可能把我俩一个月的工资吞噬。”米露表示。

而未来的压力更让米露恐惧。米露还没为孩子购置学区房，“不知道该不该买，一边希望给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边是担心学区房政策变化，可能白花几百万。”

吞噬米露的，不仅是育儿开销，还有精力分配的困窘。日常应付工作已是勉强，米露陪伴孩子的时间只有10%，她也常为不能平衡家庭与工作而自责。她表示，如今社会既要求女性在职场上独当一面，又要在家庭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但实际情况，是家庭和工作的失衡。

“如果当时知道面临这么多问题，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生的。”米露表示。

“先满足自己、后父母、再伴侣，最后考虑要孩子”

——小亮 28岁 年薪30万以上 无孩

“对父母而言，竭力给子女最好的一切，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于我而言，我更愿意先为我自己、父母、伴侣消费，最后才是孩子。”小亮如是阐述自己的消费观。

小亮今年28岁，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在中部地区有一套不到90平米的房子。小亮父母每年共5万元收入，刨去家用，刚存够在大城市购置几平米小房间的存款。老家90平米不到的房子加上大城市的一个“小房间”，这就是小亮家庭所有的资产。

2017年，小亮硕士毕业。几经辗转，2018下半年，小亮成为一名律师，定居深圳。但两年内，他遭遇了被直属领导排挤，每天加班到12点，失业近三个月走投无路的时候。“彼时，我觉得自己像被车轮卷飞了的纸张一样，微不足道，无人在意。”

如果顺利，小亮和女友将于明年在深圳拥有属于俩人的小窝。然而，在深圳首付一套40平米的房子，也需小亮掏空家底，同时每个月省吃俭用，拼命攒钱才能得到，未来30年房贷也让小亮筋疲力尽。

回想多年被工作与房价牵着鼻子走的自己，小亮认为，“为什么不能给自己和父母、伴侣时间享受生活呢？为什么要让伴侣面临生产的劳累、让父母刚掏空家底又要为他带孩子、让自己被房子收割后又要被孩子折磨殆尽？我这一生，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

至此，小亮更希望先把这些“债”还上，再考虑要不要孩子的问题。“在我没能做到照顾好自己、父母和伴侣之时，为何给自己再添一个负担？”

专家：提高生育率对准“生不起、养不起”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对中新经纬指出，随着经济增长，教育水平提升，对于单个孩子的教育投入和整个生养投入都在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生养孩子的高成本是导致生育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大数据来看，中国出生人口的数量正在逐年下降，屡创新低。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而10.48‰的人口出生率也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

江瀚指出，生育率的下降，将导致整个国家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红利快速消退，也会导致社会的运转负担越来越重，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接受中新经纬采访时表示，现在的政策调整还不是终点，鼓励生育要落到实处，对准“生不起、养不起”的痛点，提供充分的托幼服务，降低教育成本，给予生孩子的家庭提供相应的补贴与产假，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