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空前的。冠状病毒大流行严重影响了各行各业，包括媒体和新闻界。尼泊尔也不例外，由于封锁和行动限制，经历了同样的困境。因此，媒体和新闻记者受到严厉限制，无法通过获取信息，在现场收集新闻并在新闻编辑室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监督角色。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公共政策或方案来营救尼泊尔媒体并使新闻工作者的日常工作正常化。相反，政府的在进一步削弱了媒体。
由于流行病，大多数向各种媒体提供广告的业务都被关闭了。尼泊尔广告协会估计，印刷媒体损失了大约80％的收入，广播和电视损失了70％，在线新闻门户网站损失了45％。自1990年以来，尼泊尔媒体一直因为广告损失而挣扎求生。
为了应对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许多媒体机构暂停或关闭了媒体渠道，并缩减了员工人数。首都至少发行了18张宽版报纸，其印刷出版物停刊，数周和数月后恢复发行，覆盖范围和发行量有限。一些转换为纯数字格式，有个别出版物则永久关闭。由于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流动性限制和新闻编辑室的工作环境，一些广播和电视频道削减了制作和广播。
尼泊尔自由论坛的情况评估报告显示，全国至少有3190名记者失业，还有成千上万的记者以较低的工资或无薪工作。隶属于不同地区的各个地方和区域性媒体机构的记者的状况更加糟糕。这些受害记者中的许多人根据《职业记者法》为他们的媒体组织了抗议节目，以争取他们的权利，但他们的努力大多没有成功。尼泊尔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和其他媒体利益相关者敦促媒体机构停止裁员，无薪或少付的工作，并要求政府向记者和媒体机构提供特别的救济方案。

政府沉默与批评

政府批评媒体和新闻记者的批评性报道，以反对政府在应对该国与冠状病毒相关危机方面的努力不足。有几份报告反对政府在购买医疗救助物资或无视滞留在印度-尼泊尔边境数月之久而没有基本支持的情况下卷入腐败行为。在一份关于滞留工人一天要步行长达15个小时才能到达家中的报道之后，政府指责记者和新闻媒体编排新闻内容以诽谤政府机制，因为他没有从地方政府机构那里收到此类信息。政府进一步警告党的领导人保持与媒体人员的距离，以“不泄露敏感信息”，并保持政府活动和策略的机密性。
封锁期间，全国各地的记者在不同日期受到威胁和恐吓，原因是他们不愉快和批评性地报道了政府参与金融和政策腐败，以及无法处理居家秩序的后果。4月2日，据称总理的顾问涉嫌删除了Kathmandupress.com上的一篇文章，这是对新闻自由的严重恐吓之一。被删除的文章是关于政府高级官员从中国购买用于治疗冠状病毒的昂贵医疗设备的。
在此事件发生之前，新闻门户网站的编辑接到了来自不同来源的多个电话，由于“来自上方”的巨大压力，要求他删除该文章。尼泊尔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和不同新闻媒体的编辑谴责未经授权删除已发表的文章，这是对宪法保障的新闻自由的非常严重的事件。该文章最终在两天后恢复原状，但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对此进行认真调查，以阻止这种将来对媒体内容的干预。
在此期间，尼泊尔新闻评议会的角色因涉嫌参与压制政府对数字平台的批评而受到争议。根据理事会在不同日期提出的建议，尼泊尔至少有121个在线新闻门户网站被关闭或封锁，原因是它们在促进有关冠状病毒和政府工作的错误信息和虚假新闻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包括尼泊尔自由论坛在内的媒体利益相关者批评安理会在阻碍在线门户网站方面的作用，以干预新闻界为名，这是对宪法保障的干预。
政府还动员了各个亲政府的政治派别和行动者来管理数百个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以攻击或骚扰记者对政府绩效的重要报道。一些社交媒体参与者仅因捍卫政府的无能为力而获得了高层政府任命。政府运用所有这些策略，试图通过威胁并在新闻记者中间散布恐惧，来制止或最大程度减少媒体对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人的批评。

记者沦为看门狗角色

从新闻自由的角度来看，这一年见证了对媒体和新闻业的毁灭性影响，严重削弱了它们的监督职能，以使政府对公众负责。尽管流行病的后果严重限制了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和新闻自由的事业，但政府采取的激进和敌对活动无声无息，以使媒体批评其应对这种流行病的反应无处不在。相反，政府似乎愿意看到媒体和新闻部门变得越来越弱小，也无法维持其监督角色。
此外，在如此空前的时间里，没有发现媒体机构对执行《工作记者法》（2007年）或对记者及其家人出于人道主义理由表示同情。大流行帮助我们了解到，尼泊尔媒体在数量，种类和覆盖范围方面比1990年以来蓬勃发展的强大产业之一，在财务，专业和体制上都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