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近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的主旨演讲，指出面向未来，我们将同各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恰逢其时，深入探讨了时代“变局”的内涵，对开拓“新局”建言献策，汇聚各方声音，传递中国智慧。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在百年变局下，中国向世界各国提出“开新局”的应对之策，为未来世界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新机遇。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简单概括，疫情后亟须复苏的世界经济面临的变局有三。

　一是大国博弈白热化，疫后经济复苏蹒跚向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随着疫情的平复，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达到6%，2022年则为4.4%。但这种恢复预期是有一定前提的，既需要资金流、物流、人流摆脱疫情阴霾恢复畅通，也需要世界经济在国际经贸规则之下有序运行。然而，部分大国工具化多边主义，或人为与他国“脱钩”，不利于疫情后世界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健康发展。部分大国试图维护霸权、用规则打压他国，或寻求联合盟友重塑非中性的治理秩序，诉诸有选择性的多边主义。这些都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不和谐声音，无益于疫后世界经济的复苏。

二是疫情加快经济向数字化转型。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疫情期间维持经济活动以及疫情后经济复苏中，经济的数字化转型都持续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在借助新技术控制疫情和推动数字经济转型中表现优异，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应对此轮变局的重要借鉴。随着数字技术日趋成熟、数字经济日益繁荣，新经济业态的优势不断显现，将会塑造疫后世界经济的新景象。这同样意味着，各国企业亟须适应新业态、新规则和新的竞争环境。

　三是低碳、绿色与可持续增长诉求日益上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适应人类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调整经济发展模式、重视气变治理就是探索和发展新的生产力。应以低碳、绿色与可持续增长为驱动，探索发展新动能。

　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沿线各国在疫后世界育先机、开新局的重要抓手。在谈到“一带一路”倡议时，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将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更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更紧密的开放包容伙伴关系，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结合当下国际环境，“一带一路”倡议将从以下四个方面为未来世界的发展与繁荣提供新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同舟共济，开创健康安全的未来。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抗击疫情。随着抗疫逐步演化为疫苗接种，沿线国家开始看到打开国门、恢复疫前交往的一线希望。截至今年2月底，中国已经或正在向5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成为首批受援对象和受益者。疫苗的普及意味着早日解封，畅通国际交往，恢复经济活力。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先体验到和收获了源自疫苗公共产品的现实收益。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开放创新，开创发展繁荣的未来。置身百年变局和疫情难关，“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进行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劲信号。从经济角度来看，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之东风，疫后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将会由点到面地带动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活力，借力机制创新提高发展水平，在实现自身经济转型升级之外还会产生大量正向的外溢效应，沿线各国都可以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跨地区合作的国际大平台得以搭建巩固，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中国积极参与贸易投资国际多边合作，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等深化改革开放举措，都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国际标准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努力。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平等协商，开创共赢共享的未来。“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合作共赢，本着的是平等协商和互相尊重。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这与部分国家为了一己私利，违背国际公义，采取霸凌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亚投行就是其中的鲜明代表。2015年6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正式签署，商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基础设施等相关投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探索通过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带动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共赢共享的局面。亚投行的规则设定充分体现了平等协商的原则，例如，在重大事项否决方面，中国并非唯一具有否决权的国家，其他成员国在数量上达到1/3或是在权重上超过1/4都可以予以否决。这些规则设定一方面尊重了中国作出最多贡献的现实，另一方面更是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自我克制和对平等协商原则的尊重，遇到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总之，中国愿与沿线国家继续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合作共建高水平、高质量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坚守公义，开创互尊互鉴的未来。面对具有历史性成因的、非中性的全球治理制度，需要在既有多边治理机制之外，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进而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声提供渠道。这些补充可以是机制化或非机制化的对话或倡议形式。“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一个发出自己声音、保护自身利益、追求国际正义与公平的新渠道、新窗口。在这一意义上，“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不仅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实践“土壤”，也为推动实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公平化和合理化作出了并作出着重大贡献。

（作者：任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室主任）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2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