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我特别怀念父亲成兰洪，他82岁离世，迄今已经25年。

父亲是一位普通农民，目不识丁，7岁时就没有了母亲。由于兄弟姐妹多，爷爷把他送去上海一家工厂当童工。有一次遭工头毒打，双耳失聪。得知情况后，爷爷舍不得年幼的儿子，就把他从上海接回了家。

从此，父亲就在家种地、放牛养猪，并协助爷爷办粉坊。生母留下四个儿子，父亲排行老三，结婚的时候，爷爷安排两间茅屋，每间茅屋中间用芦苇立墙隔开，这样两间便成了四个半间，四兄弟一家一个半间。

我小时候，时不时听到父亲抱怨继母，其实他的继母非常善良，爷爷先后两任妻子共生育10多个女子，都是我这后来的奶奶抚养大的。父亲最不满意的一件事，就是冬季结婚只有棉袄，但没有罩衣，有什么办法，那时候穷啊。

父亲说，他结婚那年，有一支部队到村里抓壮丁，他躲在床底下，结果被发现抓走了。那应该是1937年的事，但他说不清是哪支部队，肯定不是共产党的部队。大概在那支部队打了半年的仗，有一次部队被打散了，他们几个人躲在庄稼地里，交火完毕，父亲提议赶紧追赶部队，但其他几位说，追赶什么呀，还不把枪扔掉赶紧回家。

解放后农村进入合作社，父亲带头加入，主动把自己的耕牛和小粉坊交给了合作社，成了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他经常对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他这把老骨头早就不存在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思想特别无私和先进，我举一个例子：我小的时候，为解决家里人穿衣的问题，母亲和姐姐白天从公家地里捡一些棉花回家，晚上就在油灯下把棉花的籽去除，然后纺线织布做衣服。一听到父亲从村部开完会回家，她们就赶紧把棉花藏起来，因为父亲是绝对不允许这样偷偷做的。

父母生育我们8个女子，父亲对我们管教很严格，我也举一个例子：我小时候特别顽皮，有一次跟姐姐去距家约5公里的粮站买粮，我竟然偷了一个磅秤的秤砣。回到家，父亲发现我在玩秤砣，就问这是哪里来的？当得知是从粮站偷来的，便严厉地命令我立即去粮站认错并把秤砣还了，外面下着大雨，我不得不立即冒雨去粮站，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听父亲的话，肯定屁股要挨打。

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到家乡征兵的军官特别喜欢我这个小顽童，要带我去当小兵，当人武部长的大哥欣然同意，我可高兴啦，因为我从小就想当兵穿军装。可是阻力来了，父亲坚决反对，他认为学文化是第一位的，只有有了知识才能更好地在部队发挥作用。高中毕业，父亲毅然送我去当兵。父亲后来解释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文化，不识一个字，你们现在有条件了，首先要掌握知识，这是最重要的。”

1998年父亲病故，病危期间，特别是得知病故的消息后，我多么希望送他老人家一程，但由于特殊任务在身，况且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还没有通航，绕道第三国起码第三天才能抵达老家，因此这成了终身的遗憾。

母亲是幸运的，今年105岁，我退休后一直陪伴着她。我想通过尽力伺候老母亲，来弥补我当年不能尽孝父亲的遗憾。

（作者：成锡忠，原驻外军事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