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网视加德满都9月8日讯 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9月10日访问越南,越南制造业能取代中国吗?”“印度张开双臂欢迎离开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失’就是墨西哥的‘得’。”
西方媒体最近非常热衷谈论“中国+1”——也就是印度、印尼、越南、墨西哥等国是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话题。世界银行行长、印度裔美国人阿贾伊·班加7月访印时也疾呼要抓住“中国+1”的机会,并提醒窗口期“只有3到5年”。
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会有较大的差距:哈佛商学院等高校的美国经济学家8月下旬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可能最终无法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有印度媒体直言,“我们未能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越南前工贸部官员明确表示,越南制造业发展并非“攫取了美中贸易战的红利”;一些韩国媒体也强调,“中国+1”并非是让在华跨国企业将产业链供应链全盘迁出,“不能放弃中国这个最大市场”。
上图,8月30日,在越南永福省一家外资企业的工厂里,工人们正忙着组装摩托车。(视觉中国)
印度的共识:有机会从“中国+1”中获利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曾说过,过去30年西方国家依靠将生产基地移往中国并获得大量廉价商品,让本国的消费物价年平均涨幅仅在1.5%左右。不过,在从中国受益的同时,发达国家也在盘算“B计划”。有专家研究称,“中国+1”最初由日本在21世纪初提出,最近几年受中国本土制造成本上涨、美国挑起的对华经贸摩擦加剧以及疫情冲击,一些美欧企业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国家投资、建厂,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4月底,美国米尔肯研究院举行的一次年度会议吸引了全球商业领袖和投资者,美国金融动荡冲击世界经济是主要话题。而《日本经济新闻》的相关报道把焦点放在了“印度和印尼正用‘中国+1’加大吸引全球投资者”上。有印度企业家表示,印度正在经历“中国时刻”,中美贸易紧张等因素正使部分跨国公司将生产迁出中国,或者至少分散投资,而印度是它们的首选。美国主办方也认为,“如果印度抓住机会,可以做得比中国更好”。
实际上,印度国内对“中国+1”的关注一直很多。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国务部长拉吉夫·钱德拉塞卡在2022年11月班加罗尔科技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一些国际企业的“中国+1”战略使印度处于优势地位。
今年7月,新任世界银行行长阿贾伊·班加(中文名彭安杰)访印时也表示,“印度目前就是要抓住‘中国+1’的机会,这个机会不会持续10年,只有3到5年。”世行行长的此番表态和提醒引发印度媒体的热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中国+1”是印度的远大抱负。《印度教徒报》题为《印度能否抓住“中国+1”的机会?》的文章称,“根据越南的经验,印度可以抓住这一机会”。“clearias”网站题为《“中国+1”战略:印度的机遇》的文章称,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寻求供应链多元化,印度有机会从“中国+1”战略中获利,“许多跨国公司最近宣布增加在印度投资,进一步增强了这一想法”。该文还特别提到,印度的地理位置为跨国企业进入南亚和中东市场提供了机会,印度中产阶层日益壮大和不断增强的购买力也让跨国公司有兴趣在该国开展业务。
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名为“市场规模”的网站写道:“印度凭借其庞大的劳动力规模,经常被视为‘中国+1’战略的潜在竞争者。”有印度裔IT业精英在接受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采访时表示,印度拥有人口红利,特别是IT人才多,因此拥有后发优势,如果印度未来10到20年将这些潜力挖掘出来,会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这是跨国公司看好印度的地方。日本野村证券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正在迎来“中国+1”机遇期的印度和东南亚将成为未来10年的主要增长动力。
自身短板太多限制印度
为抓住“中国+1”,印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包括生产挂钩计划、税收补贴等。印度已签署13项自由贸易协定和6项优惠贸易协定,并正在与加拿大、英国和欧盟进行谈判。在印度政府主动谋划和西方大力推动下,“中国+1”给印度带来了一定的实惠,尤其是以“果链(苹果公司全球供应链)”为代表的电子制造业快速发展。印度“mbauniverse”网站文章称,印度纺织、金属、化工、制药和半导体等多个行业都将从“中国+1”中受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楼春豪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印度相关产业重塑取得一定进展,特别是利用中美贸易摩擦、台海局势紧张等地缘政治因素,吸引部分外资企业赴印投资。
不过,包括印度媒体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也意识到,限于自身短板太多,“中国+1”给印度带来的机遇有限。英国《金融时报》8月16日刊文称,从富士康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半导体项目遇阻可以看出,尽管一些企业有意推进“中国+1”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但却无力通过“中国+1”再打造一个比肩中国的全球制造中心。
印度“clearias”网站文章在谈论印度优势的同时也提到跨国企业在印度要面临的诸多挑战:复杂的官僚程序和税收制度;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土地征用问题,特别是企业可能会面临当地社区的阻力;员工的培训和技能培训投入过大;文化和语言差异等等。文章还称,“中国+1”中的“1”并非只有印度,也可能是“中国+N”,其中的热门目的地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投资激励措施也有吸引力,这让印度各界对如何抓住这一机遇产生一定焦虑。目前来看,在机械制造、汽车和电气设备等行业,墨西哥、越南等国成为“中国+1”的明显受益者,印度并没有从这个战略中获得客观的收益。原因之一是印度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不断下降,相关贸易政策更为严格,有的动机也并非出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愿望。如果印度不改变其现有贸易战略,就无法从“中国+1”中受益。
印度“商业世界”网站一篇题为《印度未能借力“中国+1”战略?》的文章认为,尽管资源充足,但印度未能很好地利用“中国+1”。印度国会商业小组今年3月的报告称,印度未能为“中国+1”战略创造积极印象,这对印度是一个打击。
楼春豪认为,印度想从“中国+1”中极大获益面临一些固有挑战,特别是自身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取向、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掣肘、来自东南亚经济体的竞争等,都会影响其相关政策的效果。在他看来,越南、印尼、印度等国未来有潜力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支点,但如果西方国家将过多泛政治化因素和阵营对抗思维掺杂进来,结果会适得其反。因此,中国不必过于担忧“中国+1”或“中国+N”带来的冲击,而是应致力于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闷声发财”的越南,劳动力工资也在上涨
与中国山水相连的越南被认为是受惠“中国+1”较早、获益也较大的国家。中国第一波制造业外迁潮是纺织业和家具制造业,越南是主要承接国。自2005年起,中国一直都是美国纺织品服装进口份额最大的国家,然而自美国2018年挑起对华贸易战后,包括一些中国企业在内的国际服装企业开始在越南设立生产线,迅速提升了该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能力和竞争力。目前,越南最大的服装和纺织品进口国是美国。2022年越南的纺织品服装出口额高达440亿美元,其中出口美国占50%以上。2020年,越南还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家具出口国。紧接着是一些大型电子企业也从中国外迁到越南。据越南媒体报道,韩国某企业过去曾在中国投资近百个生产和销售企业、多家研究所和70多个办事处,雇员近18万人。但近10年来,该企业转向越南,并打算在当地建起东南亚最大的研发中心,为超过10万人创造就业机会。
然而,对于“中国+1”给越南带来的机遇与实惠,越南媒体及学者似乎并不认同,《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查阅近年越南媒体,鲜有关于“中国+1”的报道。曾任越南工贸部亚太司副司长和驻华大使的陶玉章告诉记者,越南最近10年制造业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本国不断革新开放和下大力气优化投资环境,以及自然资源条件的优越和劳动力资源的勤奋,并不像外界所说的是“攫取了中美贸易战的红利”。
今年5月,《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赴越南调研以电子行业为主的外资企业时了解到,当地人的工资也在不断上涨。目前,企业普通员工月薪约合3000元人民币,白领月收入5000元至6000元人民币,高管在1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
今年上半年越南经济下滑时,一家韩国知名手机制造企业也存在裁员、减产的现象。随着投资增多,越南经济复苏的迹象已经显现。据越南海关总署的统计,8月上半月出口额超10亿美元的四大商品类是:手机和配件(24.2亿美元);电脑、电子产品及配件(23.8亿美元);纺织品(15.5亿美元);机械、设备、工具、零配件(15.3亿美元)。在《环球时报》特约记者看来,“闷声发财”的确符合越南人的性格,此外,这个东南亚国家发展的信心也很足。越通社报道说:“尽管在全球经济困难重重的背景下,越南经济增速放缓,但经济表现比世界其他国家良好,被外国投资者视为制造业领域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韩国媒体:还没有能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
“东南亚国家的人工费在迅速上涨,现在没有能担当‘世界工厂’重任的国家。”韩国《朝鲜日报》近日报道称,在越南胡志明市运营一家服装厂的英国人诺里斯正为当地20多岁的年轻人经常辞职而苦恼,即使他提高薪水也难以留住他们。文章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工费和福利支出越来越高,依靠低人力成本和大规模生产的“生产基地型国家”越来越少。
文章称,中国201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员工工资水平上涨,很多外国企业开始转移阵地,越南、印度、印尼、墨西哥等国一度被外界看好,但目前看这些国家若想成为“世界工厂”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对人口大国印度来说,还难以承担“全球生产基地”的作用,“因为两极分化的教育水平和恶劣的基础设施环境,都拖住印度制造业的后腿”。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印度南亚研究组组长金正坤表示,印度劳动力出现两极化现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IT从业者,更有大量教育水平低下的普通劳动者。印度现在40%的路是没有硬化的土路。印度GDP中制造业所占比重2010年为17%,到2022年反而退步到13%。这家韩国媒体还提到,世界人口第四大国印尼面临相似的挑战,57%的劳动者学历仅为中学毕业。该研究院副研究员洪成佑认为,墨西哥与亚洲和欧洲的联系相对松散,仅与美国和加拿大联系密切,因此要成为“为全世界生产的国家”难度较大。与此同时,与美加捆绑而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成为刺激墨劳工薪水上升的重要原因。
韩联社8月下旬刊文称:“中国仍是世界最大市场,韩国贸易协会研究员认为,韩国与其放弃中国这个最大市场,不如同时协调好中国市场供应链和非中国市场供应链的二元化战略。”有的韩媒还援引剑桥大学一位学者的话说,“新冠疫情结束后,其他国家能否接替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还是个疑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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