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美国政府再次出台系列对华芯片新规。众所周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尤其是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美国政府动用各种政策工具不断升级科技遏华手段。2022年8月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以来，更是频繁出手，围绕芯片出口管制大做文章。对于美国发起的这场芯片战，除了要跟进与把握其“招数”，即定位分析各项出口管制措施的技术要点与产业影响之外，更要把握其“路数”，即对各项措施背后的整体考虑与行为逻辑，做到心中有数。目前，技术界与产业界已对前者做了大量解读，本文则着重后者进行一些跳出管制本身之外的观察与思考。

回溯美国政府开打对华科技战的进程，不难发现，但凡有重要政策推进，都会通过叙事，即释放各种信息，通过与媒体、智库充分联动的方式，引导国内外舆论与塑造社会认知，从而达到营造所谓有利于政策出台与落地的内外环境。

比如为发动科技战，美政府与智库不断发表所谓中国正借新兴技术与后发优势超越美国，并在世界上扩展其影响力、“中美超级大国竞赛核心制胜要素是技术和创新”等言论。近两年，更是充分利用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热潮，声称中国试图通过发展人工智能实现军事能力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破坏’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并在人权和个人自由方面‘挑战’美国价值观和传统”，最终将全面挑战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及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和领导地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等。此次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新规的解读再次沿用了这种话术，她声称采取新的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措施是为了防止中国将其用于军事目的，“应对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这是将美破坏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行为“美化”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合理关切”。

美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为其战略措施的出台寻找“合理借口”甚至占据所谓“道义高地”。这给我们带来的反向启示是，叙事较量也是构成这场科技战的重要维度。事实上，按照美这套话术体系，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作为科技实力最强的美国，是不是才应该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它无节制无制约开发与应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技术的行为是不是最应该受到规制？

近年来，美国政府新兴技术领域的战略与政策推进整体呈现弹性空间较大的特点。一方面，这是新兴技术与应用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对于多数处于发展初期的新兴技术而言，其应用场景及后续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无论是战略规划还是政策制定往往需要不断调整；另一方面，但凡涉及博弈与竞争，战略政策的推进就不会完全遵循一方意图，对方的回应与反制，即双方互动也会使得相关政策的落地效果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对华芯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不断扩充，所谓“安全护栏”的出台、管制技术标准的不断调整等，种种迹象表明美政府根据前期政策推进效果，不断在校准政策措施，试图织密管制网的做法可谓一以贯之。实际效果如何呢？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策界、产业界还是学界对于美科技战与芯片战的实际效果尚没有准确评估，事实上，也难有准确评估。一是需要时间；二是难度太大，包括芯片在内的任何技术产业都是一个生态，它十分复杂且不断演进，可以管中窥豹但难得全貌。这也是为什么美内部也存在战略疑虑。

无论是打科技战还是芯片战，美国政府主要依靠的是两大助力。一是科技巨头，因为对于整个技术生态而言，他们是技术、是标准，更是产品市场；二是所谓盟伴体系，因为技术生态具有相当灵活性，对于各种限制都可以寻找替代供应源，美国政府早就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一直致力于推动管制措施向更广泛的多边模式转变，试图联合更多的盟伴，达到所谓共建“芯片供应链弹性网络”的目的。

但事实表明，这两大助力并非完全“同心”。包括英伟达、英特尔、高通在内的科技巨头对美相关政策“怨念”颇重，一方面的确有利益受损的考虑，另一方面作为真正的“专业一线”，他们普遍担心美政府的做法最后会事与愿违，结果只能是“刺激了一个竞争生态的快速形成”，而美不一定能够跑赢该生态。同样，对于美盟友而言，无论是本国利益的维护还是对华关系的综合考量，他们并不愿完全成为美的棋子。更何况，中国本身是决定棋面走势的“持子方”，只要我们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秉持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开放合作，就能够化“变数”为机遇，赢得棋面主动权。（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完）

（责任编辑：刘美玉 审核：罗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