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网视加德满都1月14日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记者 蒋肖斌)刘震云最近一次公开活动,是在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作为“大师班”的嘉宾。与他平行的另一场“大师班”嘉宾,是电影节“金椰奖”评委会主席、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
穿着蓝色T恤和深色外套、捧着保温杯上台的刘震云,在星光熠熠的电影节横竖称不上时尚。但作家在电影节,其实很有发言权,毕竟,正如其讲座主题“以无声的洪流改变有声的世界”所示,文学是很多电影的母体。截至目前,刘震云已有《我不是潘金莲》《一九四二》等6部作品被搬上大银幕。
著名人士回忆童年时,往往有某些命中注定,但著名作家刘震云回忆童年,有些不太一样。作为一个村里的孩子,村里的人日复一日地种过玉米的种子、小麦的种子、棉花的种子……唯独没人给他种下过“文学的种子”。
“我妈不识字,我妈的妈更不识字,到我这开始以文字为生,所以我和文字的关系就非常直接,没有传承的链条。我也没想到在贫瘠的文学土壤上,我能种出一些大家觉得还不错的庄稼。这确实是一个哲学问题。”刘震云说。
刘震云坚称,自己的数学特别好,“我本来应该成为一个数学家,现在应该在普林斯顿大学带博士生”。可惜中学毕业后没法考大学了,直到1978年,20岁的他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分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数学考了89分,是中文系里分数最高的”。因为数学好,才能上当时收分最高的中文系——这真是一件简单又复杂的事情。
读者看了刘震云的书,会觉得他是一个幽默的人。刘震云声明,“那是没有去过我们村,我们村谁都比我幽默”。关于幽默这件事,他的观点是:幽默的道理一定比幽默的故事要高级,幽默的故事一定比幽默的情节要高级,“喜剧的底色是悲剧,悲剧的底色是幽默”。
刘震云有一个观点,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一个作家的文学功底使他会写书,但哲学功底能让他把这个世界说明白”。刘震云并不否认文学,包括电影,是对生活的反映,但仅仅停留在反映生活的作品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在思考的地方停止了,这时候文学和电影应该把它捡起来”。
根据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豆瓣评分从电影上映到今天越来越高,达到8.2。“我要说的不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史,而是遗忘。一件事很悲惨,但更悲惨的是对悲惨事件的遗忘。1942年在当时是被遗忘的,我们要一点一滴把它打捞起来。”
刘震云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为30多种文字,跟随这些译本到世界各地做讲座时,他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哪部作品写得比较好;他回答,哪部都写得不好。
“我真不是谦虚。写的时候自然是极力想写好,但回头看一定有写得不好的地方,因为当时你没有那个能力。恰恰如此,才能促使你下一部作品写得更好。”刘震云说,“使人进步的并不是你取得了多大成绩,而是你留下了多大的遗憾和缺陷。”
《温故一九四二》出德文版时,刘震云到奥地利的一家书店交流。现场,当地一个中年女性站起来说,“不,不是死了三百万人,是一个人死了三百万次”。听了这个话,刘震云很震撼:“如果我当时写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写得一定会不一样。”
与其他作家相比,刘震云与影视的关系显然更紧密。除了作品频频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他还出现在一些相关综艺节目,比如与导演陈凯歌等一起作为扶持青年导演的综艺《开拍吧》的评委;他的女儿刘雨霖是一名导演,电影处女作即执导父亲的作品。
有人问刘震云,为什么你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那么多?刘震云说:“很简单,因为写得好。”但他同时承认,文学和电影的区别非常大,“比如心理描写,这对小说来说非常重要——世界上一些伟大的作品,如《追忆似水流年》,写回忆饼干能写几十页——但在电影中完全没用”。
“电影是导演、演员、摄像、美术……他们的事,有时候我会去现场看看,但我只会干一件事,就是把小说写好。影视和文学有极大不同,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干扰。”刘震云认为,好的电影其实看不见导演,也看不见演员,看到的是作品中的人物,但又不只是人物,而是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生活中,刘震云主要干两件事:一件事是写书,另一件事是读书。刘震云有一个习惯,不管在任何地方,三亚也好,延津也好,巴黎也好,他喜欢在街头坐着,看着眼前走过的成千上万的人,“每个人的长相不一样,怀揣的心事也不一样。有的人走着走着突然笑了,有的突然哭了,这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滋养”。
刘震云透露,2024年下半年或者更晚一些,他可能会有一本新书,肯定和以前的作品都不一样,“不是要刻意创新,创新是因为你的认知又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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