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近期，为了减少16岁及以下青少年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国内外不约而同出现了相关倡议或法令。面对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的飞速发展，青少年用户往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限制使用”似乎已经成为共识。那么，限制什么？由谁来限制？用什么弥补青少年的信息和社交需求？许多细节仍需要谨慎推敲。

不玩手机玩什么

熊丙奇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上升至1.96亿。上网的未成年中有相当比例注册有社交媒体账号。有关调查表明，社交媒体对中小学生有很大的“诱惑性”。中小学生使用社交媒体，主要以娱乐放松为主。通过发布文字、视频记录个人心情和分享生活，以及通过社交媒体拓展社交圈，与朋友保持联络，这都是正当需求。但如果使用不当，就可能出现上瘾、隐私泄露、网络霸凌与欺诈等问题。对此，国内有学校发出倡议，建议学生在16周岁之前尽量远离社交媒体。

然而，要让学生远离“充满诱惑”的社交媒体，需要直面一个问题：学生不玩手机玩什么？

调查显示，不少中小学生在学业之外的爱好就是玩手机、使用社交媒体。由于部分学校和家长对孩子实行“圈养教育”，很多中小学生并没有其他的兴趣。部分家长为了减少自身负担，将“玩手机”作为给予孩子的“奖励”，让未成年子女用自己的账号玩游戏、看直播、刷短视频等。显然，如果不转变“圈养教育”思维，禁止孩子玩手机、玩社交媒体，等于夺去了当前满足其社交娱乐需求的途径，而没有提供替代方案。

这一问题实际上需要学校与家庭、社会携手解决。首先，部分学校和家长应该先转变“圈养思维”；同时，学校、家庭、社会需要给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提供和创造有意义的活动与空间，满足学生的娱乐、社交需求，鼓励学生进行自我探索、自我发展，培养广泛的兴趣。

不久前，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提出要推动各地全面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所谓“教联体”，就是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促进家校社有效协同的一种工作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不要再让学生只过学校、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被禁锢在学习中，以玩手机作为主要娱乐，而是要让他们适度地走向社会、融入烟火生活。（作者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平台应完善哪些功能

曹磊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对青少年群体来说有一定的引导性。青少年用户的价值观可能会受到网络创作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这一年龄群体可能会模仿社交媒体上的某些行为或言论。而且，如今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已然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多样和复杂的信息来源可能会误导他们。

因此，在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平台负有多重责任。第一，平台需要做好年龄认证，确保未成年人无法绕过限制访问平台或特定功能。第二，平台应对发布的内容进行严格的监管。第三，平台应确保青少年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得到妥善保护。第四，平台应建立有效的网络欺凌举报和应对机制，及时介入处理欺凌事件，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安全。第五，平台应通过宣传和教育，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社交媒体。

如今不少社交媒体平台都设置了“未成年模式”，这些设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青少年的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功能不完善，部分平台的未成年模式在功能设计上存在缺陷，如时长限制、弹窗提醒频率等方面各不相同，实际使用效果不佳。同时，使用率不高，由于未成年模式大多是在家长的强制要求下使用的，再加上部分软件功能不完善，实际使用率并不高。另外，监管难度大。由于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平台很难对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和有效管理。最后，缺乏有效引导和教育。目前一些平台的未成年模式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和心理辅导。这导致一些未成年人在面对社交媒体时缺乏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能力，容易产生网络成瘾、网络欺凌等问题。

对此，社交媒体平台需要持续完善功能设计，确保时长限制、内容过滤、消费管理等方面更加精准和有效，并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管。同时，平台也需要明确创作规范与标准，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提高内部的内容审核准确性和效率。此外，平台还应建立有效的举报和应对机制，及时处理违规内容。（作者是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来自澳大利亚的启示

达乔

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正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11月的最后一周，澳大利亚国会众、参两院在一周之内快速通过《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成为全球第一个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及儿童使用多数社交媒体的国家。此举引发各国广泛关注，给不少希望推行相关政策的国家提供了参考。

澳大利亚的立法受到关注的原因有几个。首先，对“社交媒体”的定义进行了细化，即能够实现两个或多个用户之间在线社交互动目的的任何在线服务；同时，澳大利亚引入了“有年龄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一新概念，并规定“16岁以下”将不再被允许在“有年龄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账号。

其次，此次立法明确了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责任由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承担。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运营社交媒体平台的企业是主要获益方，也是对青少年造成潜在影响和伤害的主要责任人。按照责任权利相等的市场经济原则，社交媒体平台理所应当承担起对青少年使用者的审核责任。澳大利亚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豁免了家长和监护人的责任，将后者“拉”到了和政府一起监管社交媒体平台的“统一战线”上，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法案执行中的阻力。

此外，澳大利亚法案中有一条被媒体忽视、但笔者认为很有意义的规定，即家长和监护人仍然有向16岁以下子女介绍禁用社交媒体法案的内容，以及表达愿意就此与孩子进行沟通的义务。面对来自青少年群体对禁令的挑战，家长和监护人才是每天实际接触和监护子女的主体。立法给了他们对孩子进行法规宣讲的法律基础，但却无法提供家庭成员间和谐共处、良性教育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基础。因此，法案中关于表达愿意就新法案进行沟通的规定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新法案在对待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态度上并未简单地实行“一刀切”。媒体普遍认为，以聊天、社交、娱乐和短视频为主的平台都将被纳入该法管理。但是，一些游戏、消息和教育平台可能被豁免。此举旨在引导社交媒体平台在针对青少年的服务和内容上找寻新的发展方向，鼓励企业开发促进教育和益智娱乐的新产品。

各国正密切关注该法案实施后的效果，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看出，各国对社交媒体平台在青少年中的使用进行限制已经由“要不要”的原则问题，转向“何时开始”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监管的细节问题。（作者是本报驻澳大利亚特约记者）（完）